对话樊纲：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是未出现危机，我们很好地控制了泡沫

搜狐财经联合《经济》杂志系列访谈——“致知100人”第52期（点击“阅读原文”进入专题）

本期嘉宾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

“当前中国仍要继续坚定改革，一定要往前走，一定不能停止，甚至倒退。”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对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说。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，樊纲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，并就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进行了学理分析。 

樊纲表示，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转轨与发展，是因为利用了三个相对优势：一是比较优势，二是后发优势，三是本土优势。但他也强调，“后发”本身是劣势，后发优势只是意味着找到相对优势并加以利用。 

1992年，国内经济学界聚焦于国企改革的路径，樊纲却另辟蹊径，强调中国在从单一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的转轨过程中，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，以对冲国企改革所导致的工人下岗风险。

樊纲说，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并非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，而是未出现危机。所有危机都是由泡沫失控导致的，而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始终保持警惕感，很好地控制了泡沫。 

他强调，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世界其他穷国极富启发意义。一方面，政府可以有效地助力市场的发展，但与此同时，政府管理的度却也很难把握。“现在我们做得有点过，天天补贴这个，扶持那个，反倒坏了事。”他说。 

在过去20年，樊纲团队持续研究我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指数。“我们需要不断创造各种条件发展民营经济。”他说，“虽然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，但很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。” 

樊纲强调，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要勇于打破既得利益。在经济追赶阶段，中国经济的试错成本很低，但目前中国经济亟需转型为创新型发展，试错成本随之增加，因而需要通过改革形成好的创新体制、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等，以保障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。 

“这个体系的形成还需要时间和努力。”樊纲总结道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作为现代经济学出色的理论阐述者，你是如何与经济学结缘的？

樊纲：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系。当年我下乡到东北的农场工作，结果当我们100多个人到了之后，农场就开始亏损。我当时很不理解这件事：既然人创造价值，劳动创造价值，为什么人增多了，反而农场还亏损了？ 

所以我对经济学感兴趣。另外我也很好奇，如何才能摆脱贫穷。于是我在1977年考大学时，我三个志愿填的都是经济学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在经济学研究历程中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？ 

樊纲：在我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，我的导师朱绍文对我影响较大。刚上大学时，国内还没有西方经济学这门课，但朱绍文老师却给我们从头到尾讲了西方经济学原理这门课，这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。 

同时他告诉我们，上学时一定要把书读足，要读原著，学习基本的理论。我后来也给我的学生说，博士期间要先打好理论基础，不要零碎地研究现实问题。 

对我影响最大的，还有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，他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，也是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。所谓“一般均衡”，即整个经济是一个大的体系，互相影响，互相作用。这对我后来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，经济学界对此讨论的热情高涨，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？ 

樊纲：1992年以前，我一直做基础理论研究，没有真正参与什么讨论。我们导师朱绍文对我们说，“我让你们读书是让你们和圣人对话，不要到外面去和俗人对话。”

这期间，我出版了两本专著，即《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》和《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》。 

1992年，大家都在讨论国企改革，并提出各种方案。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新视角。中国正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，从国有制经济结构走向多元化所有制结构，所以我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发展民营经济。 

我当时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积极地发展非国有经济》的文章，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，也为改革国有企业创造了条件。正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，才为后来国企改革导致下岗的3000万员工提供了新增的就业机会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何特点？ 

樊纲：渐进式改革本身是一个渐进展开的过程，但渐进式改革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。

民营经济占我国GDP的比例曾达到70%以上，现在则降到60%左右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我们对国有企业采取了相应的刺激手段。随着国企效率的提高，近两年国有企业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中有所扩张。这是值得注意的。 

我们需要不断创造各种条件发展民营经济。过去20年来，我们做了一个市场化指数，分析了各省市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发展速度。但目前来看，虽然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，但很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。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？政府在该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色？ 

樊纲：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渐进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比如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首先由下面的力量进行创造，然后政府总结概括，并在全国推广。 

在本轮的开放中，政府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从去年以来的金融开放进程，必须由政府来推动。但是，阻力很多时候也往往来自于政府。有时候需要由外力来打破这方面的阻力。 

改革需要有打破既得利益的魄力。当前中国仍要继续坚定改革，一定要往前走，一定不能停止，甚至倒退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你提出并长期研究转轨经济学，是有什么契机吗？ 

樊纲：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来支撑，一个是转轨经济学，一个是发展经济学。 

在基础理论环节，我通过一种哲学方法分析了经济学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及运用。比如，《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》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。 

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高潮。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上的穷国有启发意义。

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，是因为利用了三个相对优势：一是比较优势，二是后发优势，三是本土优势。 

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因为我们学习，所以我们进步》。国外说我们偷知识，然而天下绝大多数知识是没有专利保护的，都是历史上大家所共同创造的。不仅科学知识是免费的，管理知识也是，所以我们没有违反知识产权，更多的是借助了后发优势。 

我不否认发展中国家有违反知识产权的情况存在，但是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大的进步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如何理解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？ 

樊纲：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当然是对的。“后发”本来是劣势，没有人说“后发”是好事。

举例而言，世界市场都被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瓜分了，弱小的企业想参与进去变得非常困难。如果要赶超发达国家，它们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进行制裁。 

落后从来是劣势。我们只是从中找出相对优势，即现在所说的后发优势：利用落后所带来的便利条件，以比较低的学习成本实现快速发展。特别是在知识方面，前人已经进行了试错，后发者便不用再亲历试错过程了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中国可以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哪些制度经验？

樊纲：如果要得出结论，需要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200多年的演变，也不再是早年的原始状态了。当前世界的市场经济，已增加了四项内容： 

第一是法治。这不是指基本的法制概念，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外部性。比如，污染治理、食品健康等方面，有很多的外部法制来规定利益的分配。 

第二是社保。当前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可能缺少社保了。如果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保障，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，这样的市场经济是维持不下去的。 

第三是监管。各行业的安全和生产标准需要监管。西方早年没有监管，也是后来才慢慢引进的。 

第四是宏观调控。宏观调控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不是高速增长，而是中国没有出现危机。

世界上所有危机的出现，都是由大的泡沫所引起的失控导致的。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很有警惕感，只有把泡沫控制住，才不会产生大的危机。

在教育、医疗、科研等公共建设方面，我们需要政府的助力。但是政府管理的度很难把握。现在我们做得有点过，天天补贴这个，扶持那个，反倒坏了事。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很多人认为，我国的后发优势在逐渐消失，那么我国经济应如何焕发新动能？ 

樊纲：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比较优势。但是比较优势不会维持太久。作为人口大国，中国的比较优势基本已经逐步消失了。 

随后，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，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快速发展。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加自我创新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还要继续学习，但要逐步加大自我创新的力度。

以前我们试错的成本基本上为负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，需要自己去试错，便有很多困难。我们要形成一种制度，将知识产权作为长久的激励，促使大家不断地创新创造。这个体系的形成还需要时间和努力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中国经济如何顺畅地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过渡？

樊纲：从理论来看，需要更多高级增长要素的形成，即通过形成好的人力资本、创新体制、教育体制、经济体制等，来保障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。

只要这些基本的要素质量得到改善，才能改善经济结构，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提高。这是要花大力气的，不是一个平稳转型的结果。 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如何看待当前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？ 

樊纲：我没有参与这方面的争议。我不太喜欢“新结构主义”这个词，因为结构主义是过去在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。后来发展经济学被认为是失败的理论，这个词等于是在继承失败的理论。 

至于新供给理论主义，我认为供给主义本身还没有说清楚，很难说供给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。

其实我也在思考，我们现在的理论用什么概念来概括。我认为刚才那两个概念都不好，但二者试图说明的问题有相近之处。我现在分析的问题和上述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相近之处，但是分析结构不太一样。 

有时候名称确实很重要，这两个名称我都不喜欢，觉得它们有重大的缺陷，没有真正能够体现要解决的问题。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你曾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之一，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主要考虑哪些因素？ 

樊纲：大家不太了解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功能。我们和美联储的委员会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有决策权、投票权，我们只是一个咨询机构。

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，着重从宏观经济的稳定角度来探讨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稳定，其次是物价的稳定。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如何看待当前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向宽松政策调整的举动？中国央行有何表现？ 

樊纲：中国近年的货币政策和全球其他央行不一样。在2009-2010年时，中国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太大，后来就在不断收缩。

近年来，我国经济有点下行，这不一定是货币政策的问题，而是各种体制因素造成的。货币政策当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经济过紧的问题，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。决定性的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你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哪些寄语？ 

樊纲：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。想要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把中国14亿人口追求强大的努力全部打消掉。

（搜狐智库原创稿件，转载请注明：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“致知100人”系列访谈。）